原文刊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3):83-86

一、空间研究的理论回溯

将空间的概念引入社会学探讨的第一人当属卡尔·马克思，尽管他对空间的理解受其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影响而有相当的局限性。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空间，空间“体现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的扩张过程中需要加以征服的国家的，乃至全球的市场和距离”［[1]］(128)。 爱德华·索佳（Edward Soja）曾这样评论马克思对空间的论述：马克思主要将空间视为一个物理的情境，是生产场所的总和，不同市场的领域，被时间和日益自由的资本运作所‘克服’的一个天然的距离冲突的来源。 但是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马克思意识到了空间性在隐藏基本的社会生产关系方面所具有的不透明性，间接触及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一问题性给出有效的唯物主义解释［[2]］（126－127)。尽管马克思对空间的认知表述有一定局限性，但却为我们开拓了一个观瞻社会生活的新视角。在马克思之后的涂尔干对空间有了更为深入和细致的阐述，他把空间看作是社会的而非仅仅是物理的，这无疑是对空间认知的巨大进步。涂尔干认为“空间本没有左右、上下、南北之分。很显然，所有这些区别都来源于这个事实:即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情感价值。既然单一文明中的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来表现空间，那么显而易见的，这种划分形式及其所依据的情感价值也必然是同样普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它们起源于社会”。在涂尔干看来，空间的属性和特质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他进一步阐述“空间的各个部分并不是同质的，空间的形象只不过是特定社会组织形式的投射，由此人们才可能在空间中安排具有不同社会意义的事物，就像在时间上来安排各种意识状态一样［[3]］(12－13)。也就是说空间好像是一面棱镜，可以折射出社会生活绚丽多彩的一面，同时空间又是社会生活内在逻辑的外化。而在那本被认为是涂尔干的代表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涂尔干更为明确的提出“特定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 ⋯⋯各种空间表现会如实折射出主导性的社会组织模式”在索佳看来，这种观点是一种“无空间”的表述，因为“他将空间维度边缘化为一种几乎是机械的外在性”［[4]］(144)。

另外一位社会学家齐美尔则将马克思和涂尔干对空间的表述推向了另外一个层面，即心灵同外在空间的关系：“并非空间，而是它的各个部分的由心灵方面实现的划分和概括，具有社会的意义” ［[5]］(460)。齐美尔这样描述空间的区隔“如果说这种相互划定界线的普遍的概念是取之于空间的界线，那么后者—更为深刻的—只不过是唯一切实的、心灵的划分界线过程的结晶或空间化”［[6]］(466)。齐美尔同马克思和涂尔干一样，并没有否认空间的物理属性，并且指出一般空间或空间性是社会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空间性既不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也不生产社会生活，空间只是本身毫无作用的形式，是可以被某种社会形态加以填充的空虚和无价值的地域性的空间环境［[7]］(459)。只是至此，齐美尔在实质上已经与他所坚守的那种机械的物理环境的空间概念拉开了距离，不是对前者加以批判和扬弃，而是在心灵及其互动的社会意义中开拓出一种别样的可能性［[8]］（170）。

继承马克思和涂尔干之后，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将身体引入对空间的讨论中，他将身体的秩序纳入到空间中的描述也颇为精辟，“成为一个身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就是与某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身体首先不是在空间中:它属于空间”。身体的空间也就是世界的空间，这一空间中身体的存在展开为它自身的空间性，身体的空间性与身体之为身体具有内在的关联［[9]］（172）。梅洛－庞蒂将即为主体又为客体的人看作是空间构成的一部分。从而使得对空间的探讨不仅仅局限在固化的、死亡的、空洞的机械物理空间。空间的范畴及涵义也由此变得生动丰富起来。

明确将前人对空间的表述进行系统梳理并进行分层次探讨的第一人还当属法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列斐伏尔（Lefebvre）。他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中对空间及其维度做了如下的阐释：

Firstly,physical-nature, the cosmos; secondly, the mental, including logicaland formal abstractions; thirdly, the social.［[10]］（11－12）

（首先，物理－自然的，宇宙的；第二，精神的，包括逻辑和形式的抽象；第三，社会的。）

归结起来，可以将列斐伏尔对空间的含义描述概括为如下三个维度：物理空间、抽象空间和社会空间。物理空间强调的是砖石堆砌或者客观存在物，即客观的、物理的、实体存在。抽象空间强调的是该空间的使用者同物理空间之间建立的联系，即社会中的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建立起来的同某一特定物理空间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即包含了一种实体的、可以被他人直接感知的关系，比如参与到建筑过程中的个体，又如在空间使用和改造过程的个体同物理空间之间的关系，又包含着如齐美尔所描述的心灵上的纽带关系。社会空间则描述了以某一个特定物理空间为依托，某个个体同自身以外的其他个体或群体之间形成的一种特定关系。某一特定空间的诞生最初是依附于建筑过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空间的第一个层次，即物理空间被构建出来，但是空间的生产并没有就此停滞。在空间被完全的吸纳和个人化之前，空间生产的过程就一直进行着。因为空间的生产不仅仅是空间的分割与再造，更多的还包含着空间使用者的经验和认知。

如果说“无空间”这一表述是他者对涂尔干的解读，那么提姆·英戈尔（Tim Ingold）曾经在“Against Space”一文中提到“空间是空洞无物的”［[11]］（145），则是对空间的一次自发的、直白的批判，而这一观点也正是本研究想要和这位英国的反空间人类学家想要对话的议题。笔者认为空间是一个可以彰显社会秩序的场域，福柯对权力关系探讨时，提出的圆形监狱的模型，就正是借助对于物理空间的区隔，进而实现一种对社会个体的精神控制。可以说空间中充斥着种种权力关系，但是在福柯的圆形监狱模型中，这种权力的方向是单向度的，即处在中央塔楼的人是权力的施展者，而在周围圆形监狱中的人是被监视者，是权力的受众。在笔者的田野经验看来，这种权力关系也可以是借助个体的空间认知，成为一种双向的权力关系。借助对空间中权力关系的讨论来证明空间是一个无限可能的载体，而并非空洞无物。

二、田野经验

蒂利（Tilley）曾这样描述空间，“空间（space）是一个情景，它既被人类行为所创造，也为人类服务”［[12]］（15）。在我看来这种服务的方式远远不止于将一个硕大的物理空间分割成若干小的空间区域来满足不同的功能需求。

我于2009年7月年至2010年5月年在北京市崇文区[2]幸福大街A院租住了一间一居室的小屋，开始了在这里的田野调查。北京的城南-即原来的崇文区和宣武区是旧时市井百姓居住生活的地方，由于这种区域性聚集的特点，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宣南文化。在我刚刚进入田野的时候，这里是一片旧城改造未波及的胡同密集区，也是老北京人生活的真实画面。我便在这里扎下来，做了十个月的田野调查。这里的胡同都是由大杂院组成，一个院落中会容纳五六户人家，有的时候一户人家会有两代甚至三代人共同居住。许多的居民会在屋子以外搭建一个简易的厨房。几乎所有的烹炒活动就都在这个临时的厨房中进行了。冬天的时候这里的居民们依靠蜂窝煤火炉取暖，所以烧火用的蜂窝煤也会被安放在院子中的一角。为了正常的生活，居住在胡同中的居民必须经常进进出出自己的屋子，如此一来，人们的私人生活空间便变得不再“私”，而且必须跨界到“公”的领域中去。由此，也可以读出居民们对公共空间秩序的理解。生活在胡同中的居民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关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行为秩序。人们或遵循着这套秩序，或在某一时刻刻意违背这一秩序，从而满足自己的诉求。这种秩序的形成和以此秩序为互动原则而进行着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构建出了以物理空间为依托的抽象空间和社会空间。下边我将通过三个小故事来阐述生活在胡同的居民，在这一特殊的生存空间中的行动逻辑，构建出人们通过对空间知识的掌握来行使自己权力的权力施展模型。进而同“反空间”的人类学家提姆•英戈尔（Tim Ingold）展开对话。

1、区隔与监视。同居住在高楼中的居民不同，生活在胡同中的居民喜欢在门上悬挂门帘。在夏天的时候他们会悬挂竹门帘来遮挡，竹门帘顾名思义是用竹条做成的。竹条的宽度一般为两毫米左右，竹条一根一根码好，由棉线固定。竹帘两端通常会用粗布包裹缝合好，这样门帘两端就会很齐整。

    在我田野调查所居住的院落，隔壁邻居杨先生就有这样一个竹帘，在五月中旬的一天，他踩在小凳上，开始悬挂竹帘，当他悬挂竹帘的时候我走进和他打招呼：“挂帘子呢，杨叔叔？”

    他回应道：“是啊，每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开始挂，一直到九月，再给拿下来，洗洗收起来，第二年再用。挂个帘子卫生点，不然苍蝇，蚊子什么的到家里乱飞。”

    在他安装好竹帘后的第十二天，我的一位亲戚来到我居住的地方探望我。待她离去后，杨先生和我在院子里碰面了：

   “来客人了哈，青青。”

   “是我在北京的亲戚，过来看看，带了点她觉得我能用得着的日用品。”我回应道。

   “真好，她打我门口这么路过，我在屋里瞅着人家的打扮看着像是国家机关干部，是吧？”

    “这都能看出来啊。”我打趣到。

杨先生从来不会避讳讨论他听闻的关于我生活的一切，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亲近和熟悉的表现，因而他不觉得这会是对隐私的侵犯。同样，他也很乐意和我谈起谁来拜访他了，为什么来拜访他等等。于他而言，被别人拜访意味着被他人需要和尊重，所以是一件“长脸”的事儿。

我们的谈话结束。我一直以为杨先生是透过他屋子低矮的窗户看到外边发生的一切。直到有一天我去杨先生家归还一本关于老北京传统文化介绍的书，当我准备离开时，站在门边发现了门帘的秘密。我忍不住和杨先生谈起这个意外的发现：“原来透过竹帘可以看到外边啊！”杨叔叔回应道：“是，竹帘子就有这么个好处，里边能看到外边，外边看不到里边。”

这一竹帘特性，不禁让我想到了福柯所描述的圆形监狱的权力模型：

“边沁（Bentham）的全景敞式建筑构造的基本原理是大家所熟知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所有囚室对着中央监视塔，每一个囚室有一前一后两扇窗户，一扇朝着中央塔楼，一扇背对着中央塔楼，作为通光之用。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关进疯人，病人，罪犯，工人和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行动。同时监视塔有百叶窗，囚徒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因此囚徒不敢轻举妄动，从心理上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时时刻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这就实现了‘自我监禁’”［[13]］（200）。

因此，全景敞视建筑带来的后果就是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在胡同这一日常生活的空间领域中，这种权力运作的模式其实也充斥着每个院落，即福柯所描述的一种持续监视的权力。这种监视的目的并不在于惩罚和训诫，但是却对胡同这一生活空间中秩序的维持发挥着良性的作用。正是因为胡同居民对于这种可见性的认识和意识，大家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和言语，以确保它符合这一生存空间中的公共秩序。更为有趣的是这种持续监视的权力在胡同中的运作方式远远比福柯描述的圆形监狱这种模型更为多元和复合。以下的两个故事便很好的阐述出居住在胡同中的居民如何利用他们生活实践所习得的胡同空间知识来谋求他们生活所需的资源，同时也丰富和彰显出权力实践模型的多样化。

2．变换与中心。A是一个住在隔壁院子的中学生。英语成绩一直不是很理想。当她的父母得知我在英国攻读博士，遂想请我帮忙辅导，我欣然答应。在为A辅导英语大约一个月后，她的父亲，军叔过来同我聊起A最近的变化，于是我们便在屋门口的院子里攀谈起来。

   “你知道吗，昨天这小家伙放学回来，一回家我就看她一脸得意表情。我问她模考成绩下来了吗？她告诉我下来了。我问她考得如何，她一脸自信的表情，把试卷从书包里掏出来啪地放在桌子上。我一看，你猜她考多少分，93分，比上次提高了十多分。这是她英语考的最高的一次了！”军叔说。

“是吗，那挺好的，我也觉得她似乎入了点门。”我高兴的回应。

“她这孩子就是有个毛病，爱骄傲、偷懒。你回头鼓励两句就行了”军叔提醒我。

“我会尽我所能帮助她的。您也别给她太大压力。”我回应着。

“因为她学习的事儿没少费口舌。我说我辞了工作天天在家给你做饭，为的就是让你专心学习。你要是不能学出个名堂来，我这功夫都白下了。她当时听了就说‘爸我今后一定好好学习，保证不让你失望。’但是这孩子没有长性，过几个礼拜就又变成老样子，所以你得多鞭策她。我先回去了，刚想起来火上还煮着东西呢。”李先生匆忙的离开了。李先生所居住的院子紧邻我和杨先生所居住的院落。

    大约十五分钟后，李先生又回来，压低嗓音，神秘的对我说：“你知道吗，咱们刚在院子里说话A趴在我们家后窗户上听着呢。你猜我怎么知道的？我们家平时被子都会叠起来靠墙放，我们那堵墙的窗户就正好是对着你们院。我回去发现被子塌下去了，我白天叠的整整齐齐的，这会儿工夫就给塌下去了，所以肯定是她站在被子上听咱们说话来着，我问她，她还不承认。”

    李先生的所描述的场景，便是福柯所阐释的全景敞视权力模型的一个演变。在我和李先生站在院子中对话时，我和他就仿佛处在环形建筑中，而A则是处在中央塔楼当中的人，她可以随时爬到后窗下，监视在院里的谈话。这让我们每个居住在这里的人不得不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以确保它是符合该院落中人们的群体规范。但是这又和福柯所展现出来的全景敞视模型有所不同：在全景敞视图中，中心是固定、唯一的。而在胡同生活中，这个中心会因情境而不同。在刚刚的情境下，中心塔楼是A家的后窗，在另外一个情景下有可能是杨先生的竹帘。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所在的地方都可以成为这个中心。因此，胡同中的权力实践方式同福柯的全景敞视模型相比，还具有多中心的特点。

    另一不同之处便是在同一个场景中，可能会有不止一个中央塔楼来监控，而作为处在环形囚室中的人们，并不知道某一场景中的中央塔楼有几个，分别分布在哪里。或许我们刚刚的对话不仅被A听到，可能被杨先生也听到，只是他没有告诉我们，而他已然在心里对我们的谈话做出了他自己的评价。所以，在胡同的权力实践的模型中，中央塔楼的位置和数量都是不固定的，同时其位置和数量也是不为“囚徒”所知的。在这种情境下，“囚徒”只能够大致的判断哪些住户有可能会成为“中央塔楼”。基于此，处在“囚室”中的个体就需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不仅仅要确保自己的言行符合群体的社会规范，而且也要确保这些言行不触犯任何一个有可能成为监督者的个人利益。这何尝不是一种更为强大的控制形式呢。

以上案例告诉我们，在胡同这种生存空间中，由于该物理空间格局的特殊性，使得权力在该空间中实践的方式呈现出一种更为丰富和多元的模式。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力量显得更为密切和强大，人和人之间的依附程度也更高。同时，以上两个案例中的关键词“竹帘”和“后窗”都是对空间内与外的分界，前者阻挡了空间中的光线，后者试图阻隔空间中声音的传播，但是由于胡同生存空间的特性，即大杂院中平面的、横向的居住空间设计以及闭合的屋间布局和窄小的屋间距离，使得更多的信息通过这两个分隔媒介进行着看似隐秘却又为大家所共知的传递，而这种空间分布形式使得权力关系在胡同这一生活空间中具有了自己的独特性，进而使得中心变换和多中心的权力施展模式得以实践。

  在福柯的论述中，处在中央塔楼的人是权力的主动者，而在囚室里生活的人是权力的被动接受者。两者之间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胡同的生活体验则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权力格局。

3．权力与操控。L是我的邻居，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在一个周六的早上，L从屋子里走出来，在院子里大声的诵读英语。过一会儿，我发现他其实就坐在我所租住房屋的墙根下朗读。我不禁推开门向外望去，还没有等我开口，L便由说变为唱：“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 …”。他立刻吟唱的这首英文歌让我不禁笑出了声，看到我对他的举动有了回应，他借此机会开始和我对话：“我是不是唱得不够标准啊，你可以帮助我纠正一下发音吗？”我先是一愣，然后欣然答应了。

  在此情景下，显然L对胡同这种空间格局所带来的权力实践方式异常熟悉。因此，他非常懂得如何来利用这种全景敞视的格局获得他所需的。L清楚胡同这一空间分割形式虽然是为了保障每一个住户的隐私而进行了墙壁玻璃等的设计，但是这种居住空间形式并不像高楼那样具有更为严格的私密性，即使墙壁砖瓦阻隔了人们的视线，但是声音在这一特殊的传统居住空间中的传播却是容易的。L深知我成为中央塔楼的可能性，所以我就可以“监视”他的行为。他也深知一种突破规范的行为-包括身体的空间移动和所发出的同正常交流相异的声音，会引起中央塔楼中监视者的注意—在这里，他学习的场地从自己的屋子里搬移到了院子里，并且坐在了我屋子的墙根下，同时还吟诵着英文课文，吟唱英文歌曲，因为他借助空间的物理跨越和声音对物理空间的突破而实现的“越轨”行为，使得我们因此获得了一次交流的机会，进而他可以借此机会来表达他自己的诉求，最终寻求到他想要获得的资源—即得到关于英语发音的帮助。与福柯对全景敞视权力模型的描述不同的是，受到这种全力模型制约的并不总是那些被监视的人，相反处在中央塔楼的人，那些看似是权力所有者的人也可能被这种权力模型所控制和制约。正因为熟知这种权力模型的运作方式，生活在“囚房”中的人——LL借助这种权力运作方式来向中央塔楼的人获取他所期待的回报。因此有时在一个权力关系当中，我们很难界定谁才是被控制的一方，谁才是权力的主体。同圆形监狱的权力模型相比，胡同生活空间中权力的指向是双向的，而正是胡同独特的空间布局为这种权力实践提供了空间上的可能。

  建筑师以他理想的方式来分割院落中的空间，比如砌起来围墙，安装上门窗，将内和外进行分割，将私人和公共空间进行隔离。所有这些举动似乎都在尽力保护居住者的隐私。但是就我在胡同中的生活经验，这些举动似乎都是徒劳的。尽管砖瓦的分割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而他们却可以通过对光线的控制、对声音和空间位置的知识来透过自己的“竹门帘”观察到外界的一举一动，而不被察觉。同时，每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成为中央塔楼中的人，去观察他的邻居而不被发现。每一个对空间具有足够丰富知识的人并对这些知识加以掌握和运用，便可以成为该特定空间中的权力所有者，同时也可以通过适时的权力让渡而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

三、总结与讨论

    福柯的圆形监狱的权力模型在胡同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被当地人赋予了新的诠释。圆形监狱权力模型的三个要素即中央塔楼、环形监狱、以及两者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机制在胡同的生活实践中被演绎出新的含义。具体表现在在胡同生活当中，中央塔楼的位置会随着不同的场景而进行变化。在胡同中生活的居民，都有可能成为这个中央塔楼，同时在同一个场景中，也可能会同时存在着多个中央塔楼。在圆形监狱的场景中，中央塔楼的位置是固定的、为大家所共知的，且是唯一的。而在胡同的日常实践中，中央塔楼可能有多个，且有可能同时存在，具体个数以及位置是不为囚室中的个体所知的。这似乎成为了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无形约束。使得囚室中的个体需要遵守多套规范和约束。通过圆形监狱这种模型的表述，似乎权利双方的地位显而易见，即处在中央塔楼的人是权力的施展者，而在囚室里的人是被权力控制的一方。但是在胡同的日常生活互动中所呈现出的权力实践方式向我们阐明证明，事实也并不一定如此。囚室中的人可以巧妙地通过对这种权力机制的掌握，来使自己的利益得以实现。

     由此可见，空间的含义更多的储存于蒂利所描述的空间对人的“服务”以及列斐福尔对于空间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的含义描述才使得空间这个概念变得丰富和充实。正是由于人们具备了对抽象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知识，才使得个体之间在某一特定空间内的互动得以有序的进行。这种秩序一方面是物理空间所制造的秩序，一方面是人们基于对物理空间的理解而演变创造出的一套无形的行动规范。正是这一套无形的东西，充实和丰富了空间，让空间具有了更多的现实社会意义。所以我不能够赞同提姆•英戈尔在Against Space一文中对于空间的描述：

 “space is nothing, and because itis nothing, it cannot truly be inhabited at all”［[14]］（145）（空间是空洞的，所以它不能够真正的被占据）

    以上的三个故事向我们阐明了空间的多维度性，如果空间仅仅被理解为砖瓦的排列和水泥的堆砌，那么空间是一种无生命的空洞的存在，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亡。但当人们在物理空间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相对应的互动模式与行动法则，并且这一系列的法则和模式代代相传并嵌入到日常生活实践中，那么我们无法再言空间是空洞的。空间的作用力已然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有当一个个体很好的习得并实践其中的规范，他便可以真正的算是生活居住在这里。任何一个外来者，虽然可以居住（inhabit）在这个物理空间中，但却需要同其他群体成员的互动来使其真正的居住（inhabit）在抽象空间和社会空间。因此，空间并非空洞无物，看似僵硬、刻板的物理空间，也为一种社会互动方式提供了基础，更何况在此物理空间基础上，人们通过日常生活与他人在该空间领域中的互动而建立和生发出的抽象空间与社会空间。

    不难想象的是，即使生活居住在这座大杂院的人们被迫搬迁到另外的一处院落，人们仍然会深受先前所习得的这套规范的影响和制约。从这个层面来讲，空间是永恒的、动态的、同个体紧密相连的，而非空洞无物的存在。空间之于个体的意义以及空间更为丰富内涵集中在抽象空间和社会空间这一层面上。

[1]基金项目： Oversea Research Scholarship，项目来源：英国政府、圣安德鲁斯大学； Sheana and Pierre Rollin Scholarship

作者简介：杨青青（1983－），女，中央民族大学讲师，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都市人类学、城市变迁、空间、饮食

通讯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邮编100081

[2]当我完成第一阶段的田野调查工作，离开幸福大街的时候，这里已经由崇文区更名为西城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卡尔，1998，《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后半部分)》，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 Soja，E. W. 1989，Postmodern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London ＆ New York: Verso.

［[3]］涂尔干，爱弥尔，1999，《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Soja，E. W. 1989，Postmodern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London ＆ New York: Verso.

［[5]］齐美尔，盖奥尔格，2002，《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6]］齐美尔，盖奥尔格，2002，《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7]］齐美尔，盖奥尔格，2002，《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8]］郑震，2010，“空间：一个社会学概念”[J]社会学研究

［[9]］Merleau-Ponty，M. 2002，Phenomenology ofPerception，Trans.by Colin Smith.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0]］Lefebvre, H. 1991，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Blackwell

［[11]］Ingold, T. 2011，“Against Space-place, movement,knowledge” in Being Alive: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London : Routledge.

［[12]］Tilley, C. 1994，A Phenomenology ofLandscape: Places, Paths and Monuments, Oxford: Berg.

［[13]］Foucault, M. 1991 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4］Ingold, T. 2011，“Against Space-place, movement,knowledge” in Being Alive: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London: Routledge.

Power Practice in Hutong

-a Further Interpretation ofFoucauldian’s Panopticism

Abstract

Traditionally, the living space of humanbeing has been diverse and varied. The wide spectrum of these living spacereveals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t the mean time, proclaims the powerpractice mode based on spatiality. In a traditional living space inBeijing-Hutong, the inhabitants’ everyday life, which is unfolded through theinteraction with other neighbours are full of power practice strategies. Thepower practice modes are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 physical space andknowledge built upon the familiarity of the physical space. Those Hutong dwellersemploy local knowledge technically in their everydayinteraction with others and make a harmony life. The power practice modes arein a way an augmentation of what Foucault proposed-the Panopticism, of which Isee as a more advanced power practice mode. It also triggers discussion on themeaning of space, which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following text to have aconversation with a British anthropologist-Tim Ingold, who “against space”.

Keywords：space, power, panop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