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注册 | 会员登录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学会动态 >科学普及
【乡土与发展】孙庆忠: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一)

四月初,应“乡土中国”项目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孙庆忠教授从北京远道而来,与项目工作人员一同前往雀鸟和龙额进行村寨走访,并在贵州大学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的沙龙。

本文为孙庆忠教授“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沙龙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版),经孙庆忠教授本人授权,由贵州乡土文化社公众号进行发布,共三期。


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

孙庆忠  讲述
王  淞  整理

核心提示:

背起行囊赶赴乡村,不仅是对本土知识和民间智慧的问询,更是对自我生活世界的追问。因此,跨越了技术层面的田野工作,更是一种心灵的修炼。在这个由经验和情感累积的过程中,行动者既有仰望星空时人与自然之间的会心交流,也有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温暖与力量。


“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沙龙现场


                           

 一、有关主题


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这是一个公共的话题。谈及田野工作,每个人的心绪都可能被撩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在某一刻间沉醉,或悲或喜,所以就讲讲一些通则性的认识,也就是如何透过田野工作的表象看到其最本真的部分。

从我第一次迈向田野到现在,漂忽而过的20年间,有一份东西是我一直秉持于心、一点都不敢忘却的。那就是有一份真情在,这是做事的一个前提和基础。到底是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激情,其实是源于基本的信念。如果信念不变,田野工作就能充满真情。

最近这5年的时间,我总共走了8个省14个县,跑了14个村子。主要集中在两个点,一个是陕北佳县泥河沟村;第二个是河南辉县西平罗乡,这是一个地域面积更大的点,我的立足点是一所乡村学校。

泥河沟全景(何颂飞  摄)

泥河沟村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都清楚,世界遗产大家也都明白,文化遗产好像每个人都耳熟能详,但是农业文化遗产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2002年才推动的一项国际计划,对大家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我因为特殊的机缘,有幸加盟到这项研究中来,重新发现我们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我的研究才跟陕北这个相对封闭的村落连接在一起。

第二项工作是在河南辉县的一所乡村学校,意在推动周边村民终身学习。这项行动缘起于2013年,也是我生活里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农业大学按理说不应该关注乡村学校,所以我跑到河北、河南、山东去做调研的时候,新华社有一个记者对我说:“我始终不明白,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怎么跑到乡村学校研究上基础教育了,你是不是越界了?” 我说:“您认为谁应该来研究这个问题?”他说:“各省的师范大学,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农业大学的老师做这样的研究我真是有点不理解。”我就和他说,师范大学研究的那些事大部分是农业大学不关注的,我关注的核心是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之下,乡村学校还能不能发挥它传统的社会功能,还能不能成为拯救乡村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在那里做了两年多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我在乡村建设上的一点心得,与在两个点的行动直接相关,我的故事就从这里讲起。

河南川中教育实验


二、集体失忆 
—— 离土中国与乡村的处境

我们为什么要跑到那里去?为什么要关注乡村?为什么要关注乡村里的人?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大的舞台背景,这个背景就是“离土中国与乡村的处境”。

“离土中国”是我们系同事集体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四十年代提出来“乡土中国”这个概念,当时中国还基本上处于封闭的乡土社会里,国家税收要靠农业,老百姓要靠土地来维持生计。今天,我们的农耕文明遭遇了工业文明,在和城市化、现代化的对垒中,退到了不能再退的境地了,乡村的破败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事实。这是最大的历史变革,也是农业文化被彻底摧毁的一幕。

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不再向往过去的小农生活,那种田园景观好像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人们觉得那是落后的象征。在城市中心主义的趋向之下,乡村面临的这种困境是内在的、自发性的,是跟城市相比之后的自愧不如。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乡村生活方式已经被改写,城市的观念以及各种信息充溢着乡村,从而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离土”业已成为乡村的主旋律。

2015年国家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77116万人,占总人口的56.10%,农民工总量已达27395万人了,这种在城乡之间流动过亿的人口,标志着中国社会从结构到层次上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改变。这些数字标志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是我们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松动、家族和村落文化衰败的一个真实写照。

很多人曾质疑,乡村在与不在有那么重要吗?当村落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总有一份悲伤的感受划过心头,但很多人认为这种快速的城市化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那岂不是中国社会共同追逐的目标吗?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到底村落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提及的乡村,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由一个又一个藏在深山里、在河边、在岸头的小村落构成的。传统村落是整个农耕时代的物质见证,它所包含的那种风景是人们生活赖以依存的最核心的部分。它是在当地人生产或生活实践的基础上,经由他们共同的记忆而形成的文化、情感和意义体系。所以村落不仅仅是几十户或者二三百户构成的聚落单位,里边熔铸的是世世代代传承的情感,每一个乡村物象都熔铸了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精神和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绝对是一个特殊的象征体系,里边汇聚的精神内涵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泥河沟村“人市儿”(何颂飞 摄)


我们时常遥想故乡。故乡是什么?不是破败的村落,而是村落里藏着的故事。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知道每一个村落从我们视野中滑落,就真的是永久性丢掉了,再想把它呼唤回来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在发烧式重建力量的驱使下,村落消失的速度在新世纪头十年是令人震惊的。

2000年我国的自然村落有363万,到了2010年只剩下了271万,十年间92万个村落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换算一下每天逝去的村落就有252个。如果消失的仅仅是一个个村落也无关大碍,问题是可能很多人的家园和根脉从此就被割断了。也许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生活所迫之时,还无法感知到这个村落对他们未来的意义和价值,但如果有一天他们需要回望自己故土的时候,村落意识就会凸显。

我们研究村落社会,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迎生和送死是整个乡村生活的基本节奏,这种节律的辈辈相承就构成了我们浮世绵延的现实人生,而展现这种人生悲喜的场域就是今天爱恨交织的村落。我们常常说中国文化绵延传承了上千年,其核心部分就是乡土文化。我们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都在村落里自然传承着,原本不需要刻意去存留。只是在我刚才提到的城市中心主义那种凯歌高奏式的城镇化进程之下,使得这些非物质文化一下子崩溃瓦解。所以非遗不是保护而是抢救的问题,它们一旦消失也就永久性地离去了,这就像存在我们头脑中的记忆一样。

想起陕北的泥河沟村,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1300多年的古枣树依然枝繁叶茂,到了秋天的时候还硕果累累,这里的文化该有多么的厚重!但是当我带着学生满心期待走进去的时候,我们意外的发现是这么一个古老的村落竟然没有文字记载,那一刻间我失落至极。

后来我追问村里有没有文化能人,我们做人类学的就是从别人的头脑中挖掘资料,村里人说武国雄能够讲村史,村怎么来的、曾发生过的大事,他都清楚。等我们进村的时候,遇到的却是给他烧周年的老伴儿和儿子。那时的感受真的应验了一句话:“没有哪一位老人会等你采访之后再赶赴黄泉。”我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做那些抢救性的工作。

我总相信这种乡土精神、乡土理念应该是走到哪里都不会变更的,这是中国人跟土地的特殊关联使然。上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有一篇文章叫《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中国被称为“乡土中国”,中国文化被称为“乡土文化”,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根脉就在土里。所以美国的农业科学家金(F.H.King)才说,中国人跟土地的关系太紧密了,活着的时候靠土地生活,死后要让身体回归土里。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与“土”的循环,从而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这就是中国人特殊的文化理念。

我们不去谈大而言之的儒释道,就从民间文化的传承来说,正是因为那些生生不息的记忆、那些带有温度的标志物,才让我们在回望的时候对乡土、对村落一往深情。可是我们如此投注情感的地方,今天竟然变了模样,那里已经缺少了孩子们的欢笑声,那里曾有的学校也在撤点并校的洪流中被抽离掉了。

昔日学校的11孔窑(侯玉峰 摄)


费老当年提到的是“文字下乡”,今天却如我的同事所说,早已“文字上移”了。这种“上移”是向城市靠近,完全用所谓的城市文明来冲击甚至是取代乡村。

过去乡村有孩子,而今乡村的学校没有了,孩子必须要走。到哪里去?既然可以到乡里那就索性去县城,如果能去县城那就索性到市里去读书,结果就是乡村难逃的落寞。

有一组数字可以反映出这种事实,截止2014年底,我国流动儿童3581万,留守儿童6973万。所谓的留守儿童也不都在村里,而是与他父母分离的那部分孩子。他们虽然生活在乡村,但与乡村是有隔膜的,56.8%的流动儿童与户籍地没有联系,他们根本不知道家乡所在乡镇的名字。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吗?

过去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故乡,但今天又有多少孩子或者在城市里上学的孩子还能够详细的说出自己家乡的县、乡和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2012至2013年做乡村基础教育调研,给我带来的那份痛楚感至今记忆犹新。故乡的名字都记不得了,还能期待他们有什么乡村体验和对乡村的情感吗?

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这组数字能够折射出当下乡村的处境。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视之,我觉得今天的乡村处在集体失忆的状态。

失忆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记忆,如果今天因为一个突发的事件让我们一下子忘却了自己的角色,不知道我是谁,结果会怎样?当我醒来一看,这是我妈妈吗?不认识了;这是我太太吗?不认识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虽然肉体生命还在,但是我们的精神已经没有了。

不知道自己的过去,就意味着不知道自己的当下,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今天的中国社会恰恰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可怕的处境:这是一个集体失忆的时代,我们失去了乡土,也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根脉。

我们在河北、河南调研发现,6岁的孩子就已经住校了,这样的孩子离开了父母在学校里集训,好像他们接受了最好的教育。我们一度疑惑的是,到底什么是最好的教育?难道他们在小学的时候学两句英语就是最好的教育吗?难道他在小学里不学音乐、不学美术就是教育的缺失吗?我觉得跟学外语、学美术音乐相比,孩子们对于乡土文化的亲和感和那份童年记忆才是可以拯救心灵的生存底色。我们每个人的举止做派里都有家庭的影响,但是6岁就生活在群体中的孩子可能感受不到父母耳濡目染的教育,这是一辈子的缺憾。中国社会面临的这种失忆危机,在九零后、零零后这一代人的成长中会越来越凸显。

乡村最可怕的不是某个庙倒了,因为心里的庙还在就可以了,哪个建筑破坏了可能永远不能复建,但是它留在图片里,存在记忆里就够了。而最可怕的是记忆没有了,这就等于我们掘了自己的祖坟。

城市中心主义的教育已经让人们忘却了太多,让乡村的孩子忘却了乡村。在他们的印象中,家乡的青山绿水是穷山恶水。我们走过的乡村学校环境都很美,但是问孩子们,没有一个人说美的。因为那些山看得见却摸不着;校园边上就是小河,还能听到水的声响却无法触摸。他们虽然生活在乡村,但实际上离乡村生活太远。

老师为什么不带孩子们出去?因为有风险,万一孩子从山上摔下来,教职生涯也就结束了。老师的负担有多重?从早到晚要看着学生,晚上他们不睡觉老师就别想消停。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焦虑中过活的,这就是乡村教师的处境。我们没有资格去责备他们,我们只能说孩子们太可怜,虽然生活在乡村,但那个乡村对他们来说却是陌生的。

家乡的某位名人、独特的自然风物都曾是我们备感荣耀的资本,而今天孩子们对家乡的过往真的不知道,已经把家乡那些值得骄傲的历史和人文抛弃得太远。这是我们人为制造的失忆!

村落的养生送死有一套内在的机制为村民所信守。我们曾请泥河沟几位村民到北京,在农业大学座谈。有个小伙子叫武雄,他在鄂尔多斯开影楼,却一直关心家乡的发展。我们见面时,他的头发理得很新潮,一半的头发剪得很短。我跟他说:“我们要去泥河沟村,你回去吗?”他说:“不行,这头发必须长到两边能剪到一齐的时候才能回去,要不然会被村里老人家说的。”这种乡村道德对他这位30多岁的年轻人还是有影响的。再往后的一代人可能回都不回去了——村里怎样,与他们无关。

正是因为对家庭生活、自然环境、家乡历史和村落礼俗的漠然无知,使得我们进入到了乡土失忆的时代。那么,我们要拯救乡土从哪里入手?这就跟我在这两个地方做的工作直接相关。

每个人其实都是活在记忆里的。我们的民族活在记忆里,我们个人活在记忆里,没有这份记忆我们真的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明天该如何生活。我的学生在听完我的人类学课之后告诉我,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冲动,那就是回家要去采访爷爷奶奶,要问问外公外婆,让他们讲讲妈妈爸爸的故事,讲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

有一个学生说:“每年到年终岁末的时候,我妈妈就总要做一件事,擦拭他们单位每年给员工发的一枚纪念币。我一直不理解每年像一个固定节目一样就在那里摆弄,一年一年擦,一直到她退休。听完了老师的这门课程之后,我才知道那每一枚纪念币的背后都有我妈妈一年的生活与记忆。”当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人类学在大学的课堂里应该是一门通识课,应该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有一种珍惜自我、珍惜别人的心念。

我们说的人文教育到底在哪里?如果对自己的祖宗八代都不清楚,难道会对别人的宗祠感兴趣吗?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要培育一种性情,我们想爱别人首先要爱自己,我们尊重别人的生命首先要尊重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每个地区都是有历史记忆的,对一个民族来说更是这样。如果忘却了历史,丧失了记忆,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希望了。理查德·尼克松有一本书叫《1999:不战而胜》,在这本书的最后他说:“当有一天,当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看到这里真是胆战心惊啊!如果把慎终追远的观念淡却了,我们这个民族就跟没有根底差不多了,过不了两代这个民族也就土崩瓦解了。

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在《漂泊的永恒》中讲到,瑶族的祖先总在寻找着祖居地,战乱时期迫于生活不得不漂泊,等到安静的时候依然要漂泊,还要去寻找他们的祖居地。寻找的是什么?真的就是那么一个桃花源似的地方吗?那是一个民族生活留下来的美好愿景,是一份特殊的历史记忆。一个民族在世世代代的漂泊中,总要寻找到诞生地、祖居地,那是民族生存之根。

而我们今天把老祖宗的东西似乎抛得越远越好,我们连回头遥望的瞬间都没有了,难道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个时候还不是处于集体失忆的时代吗?一个有深度的社会是一个拥有社会记忆的社会,而这份社会记忆需要老一代及我们这一代人肩负起传递记忆的使命。


陕北民居的明柱抱厦(贾玥  摄)


 三、乡村复育——让乡村重新拥有活力

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乡土重建”,今天台湾有一个词叫“乡村复育”,这也是我们整个田野工作的目的所在。我觉得这是这一代觉醒的知识分子都在做的一项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工作根本就没有间断,这个时代里总是有回音,前有呼后有应,于是才有了学术生命的延续,才有了村落文化的生生不息。

我们今天的核心工作就是复育乡村,并将其创生性的力量重新演绎留给我们的后代子孙,这是最关键的部分。

我们之所以要去复育乡村,就在于中国不可能走完全城市化的道路。人口学家预测再过40年还将有5亿人生活在乡村。5亿人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些人还在,乡村就割舍不掉。如果那个时候真的有8亿人生活在城市,没有乡村能活得了吗?我们姑且不说今天中国多么有钱,可以通过进口解决生活所需。但是人除了肉体生命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诉求。当我们回望自己祖先的时候,当我们试图想象那些遥远往事的时候,被虚无的历史,连同那些失落的记忆,会使我们的后辈精神崩塌,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使命太重要了。

我总觉得我们每一次的乡村之行都在践行着一种使命。我去年假期带学生去乡村共待了42天,每一个晚上都有“夜话”,到泥河沟我们就有“泥河沟夜话”,到大甸子就有“大甸子夜话”。前几天我挑出了几个“夜话”,重听了我和学生的对话以及每个晚上我最后的总结发言。昔日重来之感,令我非常感动。
我的学生为什么能跟我下乡,一下子住17天,男孩、女孩都洗不了澡。第二次在内蒙古敖汉旗调研的时候,他们申请去离村20里地的乡里去洗澡,于是我就请旗农业局给我们派一辆车去了兴隆洼镇。我以为他们会洗个够,结果呢每个人10分钟就出来了。我说:“怎么就出来了?”他们说:“其实我们就是想找一种洗澡的感觉。”孩子们跟我下乡是很遭罪的事情,每天都要努力工作,还不能叫苦。“夜话”时我曾说,孩子们是被我给“哄”过来的,换一个词就是“骗”。

为什么要骗呢?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跟老师下乡吧,下乡会给你的大学生活一个完满的记忆。还会因为你的努力记录一个永远都不会有翻版的故事。如果做得好可以把它出版存在国家图书馆里,等你成为祖爷爷或者祖奶奶的时候,你孙子的孙子还可以在那里看到你在读本科时所做的工作。”这就是我8年的妙峰山研究以及3卷文集的原初动力。

我的学生就因我的这种“谎言”一直跟着我热情地在那里做,甚至春节也不回家蹲在村里一个月,就为研究一档香会。我在泥河沟的一次讲话说:“难道真的是老师把你骗过来的?祖爷爷祖奶奶的作品孙子还能看到,这件事不足以吸引你们,因为那时候你骨头渣都没有了,怎么会信我的话呢?最关键的是,孩子们在几年的社会学专业训练里培育了一种对学科的感觉,因为社会学的学科视野让你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存在,这份存在是因你而有的,所以你才能够倾注心力来做这件了不起的工作。”

那么多学生跟我做这项工作,实际上是秉持着一个为乡村做点事的信念。但如果仅仅是一个向度的为乡村做事,而我们的内心是空空荡荡的,那不会有人去做,二者必须双赢。所以田野工作表面上在记录他者,究其本真是在记录我们自己,是在为我们自己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是田野工作的命脉所在。

我们想要复育乡村,给乡村带来活力,应该怎么办?我们一己之力到底能够为整个的乡村复育做什么,我们怎么赋予自己的行动以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这些问题是我们每次出行都要追问和思量的。

我的同事曾对我说:“你身上有一股气,一旦学生跟你走,你就给他打气,我都不知道你这个气筒存量有多少。”我说:“等我自己觉得我这个气筒快用尽的时候,我就会寻求自我救赎之路。”我发现最近三五年的田野实践不是在往外放气,而是不断地集聚着内气。在这个过程中我获得的充盈感和幸福感,超越了我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的伏案工作。这份热辣辣的心理起伏,就是田野带给我的特别思考与心灵体验。

我前面说了这么多,实际是讲述一个背景——我们的乡村已经处于集体失忆的时代。怎么来拯救集体记忆?乡村复育的核心就是让乡村重新拥有自己的活力。这就是我们大家做的一件事,共同编织的一个美好梦境。

2015陕北佳县泥河沟村调研,(侯玉峰 摄)
孙庆忠老师(左一)和他的学生们


—— 未 完 待 续 ——


背景及致谢

4月初,我们有幸邀请中国农业大学的孙庆忠教授前往贵州,走访雷山县的雀鸟苗寨和黎平县的龙额侗寨,对文化社在这两个村寨的工作进行实地考察和指导。孙老师此行,还带来一份意外的惊喜——他答应了我们的不情之请,在抵达贵阳的当天晚上,以“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为题,在贵州大学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做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在现场,很多人听得如痴如醉——孙氏语言的魅力和思想的光亮交相辉映,如同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精神佳肴,令人再三品匝、回味无穷。原计划2个小时的讲座,3个小时才散场。恋恋不舍的听众踏着月光,一路漫步聊天,把孙老师送回他下榻的禾美小院,又在桔子树下围坐交流,久久不愿离去。

记得刚在文化社订阅号上推送讲座预告和核心提示,就有不少关注乡村发展的同道纷纷私信,要求分享讲座内容。我转告了朋友们的期待后,深受眼疾困扰的孙老师,对录音整理稿进行了仔细修订,授权文化社的微信订阅号全文刊载。

从本期起,我们将分三次连载这篇《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期待孙老师对乡土中国的洞察、在陕西和河南的实践案例、对田野工作的体验与灼见,给更多的研究者和行动者以启发,以力量。

此刻,我想起现场互动时,出差贵州顺道来“蹭”讲座的银杏伙伴裘水妙说:孙老师您真是个浪漫的人。孙老师引用余光中的诗句作答:让我们成为一个简单的理想主义者,这是这个时代里最缺失的。如果这种信念真的能让我们在冬日里闻到玫瑰的芳香,说浪漫就浪漫吧!

最后,衷心感谢孙兆霞教授、周恩宇博士、刘源博士、王淞同学等“幕后”支持者和所有到场的朋友们。

愿我们能在冬日里闻到玫瑰的芳香!

                                  李 丽





贵州乡土
文化社
微信号:gzxiangtu
Add: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凤鸣路1号,10-4

Call:0851-86701159

Email:gziicd@126.com

Weibo:贵州乡土文化社


你知道你的Internet Explorer是过时了吗?

为了得到我们网站最好的体验效果,我们建议您升级到最新版本的Internet Explorer或选择另一个web浏览器.一个列表最流行的web浏览器在下面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