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于《世界民族》，2014年第1期，第43-49页。

海外民族志研究大有可为[1]

编者按：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标志着新时期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一个新开端 即以全球各区域的民族、 社会和文化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地调查和理论分析, 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政府决策部门以及公众提供关于当今世界的鲜活知识。对当代中国而言, 通过海外民族志建构中国人关于世界现实的知识表述，本身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步骤。2013年6月18日至27日,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共同举办了第二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 本次工作坊历时十天,共招收六十余名来自国内外高校与研究机构的青年学员,二十余位国内外知名学者 在工作坊上就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前景以及如何运用 民族志方法探索世界社会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讲解,切实推动了 民族志方法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普及与运用。本期特辟栏目,分别收录王延中研究员、高丙中教授和阎云翔教授在第二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上的讲话稿，以飨读者。

    包智明老师、龚浩群老师以及各位学员大家好。根据海外民族志工作坊安排, 我代表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下称“ 民族学所”）祝贺本次工作坊的顺利举办,，同时对如何加强海外民族志的研究谈几点意见。由于民族学所第一次参加这项工作，加上我对民族学、人类学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入,有些意见可能是老生常谈,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谅解和批评指正。 下面我主要谈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加强海外民族志研究势在必行

民族学、人类学科的产生与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进程中 的海外民族志调査研究。 在西方,民族学、人类学早期研究的重点是海外异民族,民族志本来就是作域外、海外、境外、国外的观察和记录的。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来源于国外,虽然早期也有为数不多的接受过国外人类学教育的人进行过一些海外民族志的调査研究，但从总体上讲，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特点或传统, 主要是开展国内社会的研究，尤其是国内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调査研究。这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今天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提出大力加强海外民族志研究,是形势使然,也是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我认为加强这项工作意义非常重大。在15世纪之前, 也就是新大陆开辟之前,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和人文单元，在周边没有形成与我们抗衡的力量。由于地理面积广大， 东临太平洋, 西接崇山峻岭，当时交通不便，山水阻隔，使中国这片大地上很早就形成了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近代之前在这片土地上最大的挑战，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争夺水草、土地而产生民族之间的竞争、矛盾以及交流与融合，最终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总结的“多元一体格局”。在新大陆开辟之后，中国虽然仍自诩为“天朝大国”，但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它的生产方式是落后的，政治制度是落后的，知识技术是落后的, 因而无法抗衡那些已经向外扩张的资本主义强势小国。这些国家虽然从面积、 人口上来讲都无 法和中国相比,但恰恰是这些小国,它们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的政治制度打败了我们这样一个几千年来自诩为中央帝国的庞然大国。

    鸦片战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小国都会欺辱我们。现在不一样了，经过新中国建立后的, 政治独立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我们的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现在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融入世界，闭关锁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没有强大起来之前，想和别人结盟、联合却不能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往往还取决于对方的立场和利益。新中国成立后是中苏同盟，当时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只能一边倒。然而， 国家利益及意识形态的纷争导致了中苏决裂，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也割裂开来进而更加孤立。20世纪70年代，美国有对抗苏联的需要主动找到我们才有了中美建交这样一个过程。中美建交实际上是美国人把中国人 纳入美国为主的世界体系当中去, 并不是我们希望或者我们主动要在这个体系中发挥作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已经经在经济总量上位居世界第二，在外汇储备额上世界第一 ，在一百种工业产品中所占份额上世界第一、我们每年生产的钢铁、玻璃、水泥等很多产品产量都甚至占相应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尽管我们在人均方面还有所不足，但从生产总量的角度来讲，已经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忽视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

    很多国外学者也承认中国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民族国家”之一。也许只有美国和中国等少数国家还可以称之为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可以按照国家的意愿，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说话”。当然这个说话是不容易的足够的话语权, 在很多场合我们不知道怎样去表达，有些话语在国内说可以，但到世界上可能让他者觉得听不懂甚至有些格格不入。不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当代，中国还是主要站在自身的角度去看世界、看问题，而要想与外国交往，恰恰在表达自己立场的同时，能够站在对方甚至第三方的角度去看问题, 在理解对方的同时更加恰当、 清晰甚至以让对方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这方面，我们的经验不多，这就需要我们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改进我们的缺陷与不足。经济上的进步使我们恢复了很多自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提法在过去是不敢提的，因为我们没有自信与勇气。现在，中国是世界上出境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在海外的购买力也是最强的，特别是在购买奢侈品方面，国人到国外花费是慷慨大方的，外国人看到中国人可以给他们带来市场、商机与购买力，需要甚至欢迎中国的游客和投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他们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并不是很了解，国人有很多言行和外国人的风俗不一致，如插队、公共场合大声说话等在国外甚至被视为“陋习 ”。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代表了中国人的形象。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想要强大和复兴，仅仅依靠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足的，我们必须有文化上的自觉，文化上的现代化，也有在与其他民族和国家交往过程中对对方的尊重。

    我们总希望让中国证明给世界看，中国人无所不能，但我们却没有很好地去证明中国人的哪些地方是优秀的，可以给世界的，又有哪些东西我们应该是学习国外的。到海外先进的东西是什么，开始认为是物质技术，后来不断变换学习国外先进的各类制度。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最不能理解的是海外的文化，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对海外文化评头论足，往往对自己的文化自以为是。在接触过程中了解、理解甚至欣赏对方, 克服自身的不足，寻找更加合适的交往道，恰恰是民族学人类学者的长项。海外民族志研究大有可为，民族学人类学都是研究人类群体行为的学问。人类群体之所以构成一个群体必然有其各自的文化，进行不同文化及其变迁过程和规律的比较研究是人类学的传统。在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理解等方面，民族学人类学者应当有所作为，这也是海外民族志工作的重大意义所在。

    我们要有自信，但不能狂妄自大，更不能把自己的无知和对海外的不了解当成我们的优点，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 我们的国民素质和教育就会出问题。要看到中国经济崛起给中国走向世界带来的契机。同时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来说，国家经济强大使我们有能力在海外学习和做研究，可以用专业技能为国家、社会和百姓提供更多服务的机会。其实，中国在很多情况下都缺乏对这个世界的客观认识。中国掌握的信息不充分，不知道别的国家对中国怎么看。我们对世界的不少判断是出自想象而非全面细致的研究。事实是否如此，我们并不确定。由于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相关研究所举办的关于国际问题研讨会，应该说, 我们国家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有了很多出色的成果，但总体水平还弱于其他学科，除了文史哲这样有传统和深厚基础的传统学科，甚至也要弱于改革开放新崛起的学科如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一个国际问题百科全书研究项目，由相关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众多专家撰写世界各国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以世界几个大洲为单位, 将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内容写出来, 形成国际知识百科全书，让国人了解世界和国外的近况。很多出版社都出过类似的书, 但体量都比较小。 这部百科全书每卷就有两百多万字，大概有上千万字的篇幅。 但在撰写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很多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 尤其是青年学者发现自己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并不很熟悉，也无法全面介绍每个国家的历史与现状。 编写这部百科全书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又组织撰写了关于国别的丛书《列国志》，主要涵盖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现已出版130余本。这套书应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的一 件比较重要的学科基础建设工作 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撰写了这套丛书。我作为这套丛书的秘书长，深感编撰这套丛书的艰难。在编辑过程中, 资料收集非常困难。大家知道，在鸦片战争之后魏源编过《海国图志》，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本撰写海外情况的书籍，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套书。这套《列国志》其实是这种编纂方式的继续，只是在资料、认知等方面已经超越过去的认识,从总体上看学术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国家领导人出访，基本上都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来调取对象国的资料。《列国志》成为了必读的参考书，应该说对中国认识世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了解国外的知识，只是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一个角度。我们能否理解这个国家的人民，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各自的角色和作用，理解他们的行为、情感与态度，《列国志》这样的大型资料也做不到。因为这不是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长项，民族学人类学恰恰可以弥补这块空缺。海外民族志就提供了这样的视角和途径。在了解世界、服务国家、促进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方面，海外民族志的兴起与发展，应该是大势所趋。作为这个学科的专业研究机构和工作者，更应当顺势而为，承担其应尽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 起步阶段的海外民族志需要树立中国特色

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怎样在我们中国强大的国际背景下发挥积极的作用是一个重大课题，利益考量固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但不能仅仅为了利益的需求或者简单地将其等同于满足出国旅游的需要、海外投资的需要。 同样 也不能仅仅拘泥于为政治服务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学人类学队伍用传统方法和新方法，能够帮助中国更加深入地了解海外或者说了解我们中国之外的世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经典作品中获得启示，了解我们的海外民族志应该做到什么样子。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工业化国家在海外殖民的过程之中，其学者和科研人员及其文化团队是怎样伴随着海外扩张而为整个进程服务的，这里有为现实服务的需要，但不仅仅局限于此, 海外民族志不是简简单单地提供一点信息，提出几个观点，它是一个基础性的研究，是深入细致的扎实调研，是站在被研究对象的立场上来看待他者所面对的问题，这和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看海外，或者简单地说用中国人的视角透视世界，是不完全一样的。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海外民族志研究，一定要有新的立场。研究者应当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不管是怎样的体制、文化，你就有了新的角度，因为这是把我们的研究者介人到研究对象之中，也就是所谓的“在场”，你是在一个场域里面进行研究的。基于国内或者其他方面的需要，我们要做这一项研究但是当你站在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观察世界，你对问题的认识会更全面, 见解更符合事实本原, 建议也更富洞察力和生命力。这恰恰是我们人类学、民族学及社会学者研究海外，理解世界其他民族或人群应该具备的一个角度。

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增强世界对中国的理解、转换中国学术表达方式 增强国际话语权具有重 要的价值。近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从学界到社会都对如何增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解释力、表达力、影响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开放初期，学界在引进外国学术思想的同时，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如何树立与国际接轨尤其是与英美接轨的学术规范等问题上，忽略了这套规范如何与中国的传统学术表达方式，与中国政府话语表达方式甚至本土民间表达方式的结合导致一些自说自话民间听不懂、政府用不上、外国不明白的“洋泾浜”话语体系盛行于学术界。这种局面长此以往，显然不利于学术界发挥有效的作用。国际上十分关注中国的强大、民族复兴, 相关专业教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企业界，以及普通民众等 尽管各自 观察中国的角度不同,但都迫切希望更多地中国。 特别是海外向中国的移民将日渐增多。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海外民族志增强对国外民众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帮助中国更加全面 准确地把握了世界。对于民族学人类学来讲，这种交流方式其实是双向的。我们增强对世界人民的了解，其实也是宣传了中国，帮助世界更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这种双方能够理解的交流方式有助于我们提高国际话语权。

加强海外民族志研究也是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和学术地位的重要途径。中国从历史上来看 是非常辉煌的 我们大家都非常以此为自豪。今天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使我们重新恢复了自信, 但我们总感觉自己在文化、学科发展和对知识的解读（包括对我们自身的解读） 一直属于跟随者。因为我们自身的科学发展, 尤其是人文科学的发展, 实际上是滞后的。除了那些具有优势的传统学科如国学等，很多新学科基本上是对外国话语体系的移植与照搬。 特别是在对外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把国外的一整套的评价体系搬到国内，一定要按照国际规范。比如我们一定要按照国际的经济学规范来写作，没有模型的论文就不叫论文。我们在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时候，总是要用“私有制”、“自由竞争”等概念与话语来解读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有些东西是可以解释, 但有些东西未必能解释得清楚。我国现在很多经济和社会的话语、移过 来的概念和内涵非常不清晰。譬如“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概念，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时探讨得非常多，至今还是没有说清楚。当中国想在国际舞台上说明中国话语的时候，我们缺少可以准确表达中国准确含义和意图但又被境外容易理解的一些概念。目前英语国家是这些话语体系的主导者，很多概念在英文中表达的意思与中国所要表达的意思并不相同。如果概念不准确, 理解起来就会成问题。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建立中国自身特色话语体系的问题。

2012年我到民族学所来工作，直接的困惑就是我们的所名问题。目前的名称是“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是从过去的“民族研究所”改过来的。在中文语境中，“民族”具有三层涵义：一是指中华民族, 即全体中国人, 这是近代以来西方乃至全世界通用的“民族国家”层次上的民族概念；二是指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成分，包括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汉族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三是特指少数民族，包括大家通常所说的民族工作、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在中文中可以混用这些概念，但在国际上混用容易引起麻烦。如果把56个民族层次上的“民族”混用到“中华民族”的层次,可能使“民族”的内涵混同于西方常用的“民族国家”之义。境外敌对势力和一些试图分裂中国的分裂分子正是试图用这种概念把中国的一些局部民族地区分裂出去。这样看来“民族”这个概念的界定就十分重要了。事实上，学术界近些年来对“民族”这个概念的使用很为难。我们研究所位于中央民族大学校园，中央民族大学把“民族“的英文名称直接用汉语拼音，很多其他民族大学也用了汉语拼音，其实到底如何翻译“ 民族” 大家对其内涵的理解不一致 因此无法形成统一的对应概念。其实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期特别是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 就在探讨“民族”这个概念与内涵。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套理论体系中必然要引用一些经典学家的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同盟时期，斯大林的“民族”的概念是最有影响力的，我们引进过来, 其本意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但中国传统社会也有“民族”这一概念，只是因为内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概念那么清晰。民族间的身份甚至是经常变化的。元朝灭亡明朝建立，很多蒙古族也改成了汉族。清朝末年到民国成立，很多满族担心被迫害改成了汉族。现在中国在不少民族政策中对少数民族有一些优惠，不少汉族又转而改为少数民族成分。因此，过去的这个“民族”的概念和斯大林定义的这个“民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近年来，国内关于“民族” 概念及其使用存在不同的声音，很多人只是把它变成一个文化上的概念，叫做“Ethnic Group”，用族群来替代“民族”概念，就是把“民族”的政治属性去掉，这是一种说法，但也不太容易引起人们的共识。因为“民族”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它还有很多背后的内涵。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把学术名词术语审定工作作为一项专项工作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术语的审定工作交给我们民族学所来做难度也不小。我们研究所的刊物《民族研究》和《世界民族》 中的“民族”名称，过去是自己造出来的一个组合词，外国人看不懂，目前已经进行了一些调整，试图更加准确地表达中国民族概念的内涵又能让世界看得懂。其实，如何把中国情况说清楚，表达方式又让世界看得懂，前辈学者是做出榜样的。大家都知道费孝通先生，他是做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及中国当时的现实问题研究的也包括现在的很多问题，他的很多概念是独创的，比如“差序格局”、“礼治社会”、“乡土中国”、“ 文化自觉”、“多元一体”等，这些词在英文里是找不到对应的词的 这些概念是我们中国人“制造”的，但外国人也能够较好地理解。我们现在是用外国人的概念来看待我们的现实，总还是有些力不从心，但我们又找不到新的东西来替代。这就需要我们用人类学家的眼光，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也许可找到适当的解决方式。

    中国很多政治话语越来越多地被世界认可, 比如说“ 小康社会”，也不需要用英文来代替“小康”，直接使用拼音。再比如“气功”、“茶”等外国人也大多知道。所谓翻译并不是简单地找一个词来代替，很多情况下是需要再创造的。特别是音译，这也是很多翻译家在做的事情。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概念。用这样的话语体系来套我们的现实, 这就非常麻烦。很多英文名词在翻译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惑，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一问题上形成共识，但着实困难。争取学术地位和话语权是不容易的，不是说我们有了这个愿望，我们就能够做到。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拿出自己的东西来让人家认可被别的国家接受。因此，争取文化话语权与学术话语权不仅仅是一个愿望我们更需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掌握怎样的本领，增加我们对国际问题的认知，通过这些认知，运用我们的话语体系，运用中国人的逻辑来解释它。中国单单地经济崛起是不够的仅仅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世界也是不够的。从国际学术交流的角度、文化强国的角度、学术话语权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我们海外民族志的研究的确是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的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现实性的需要已无需赘言，从文化的角度讲，中国在走进世界体系的民族复兴过程中，我们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理解世界，通过理解，我们认知他者，提高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话语权。这一角度意义重大，亦是独特的，这也是我所思考的民族学人类学的与众不同之处。若是和其他学科一样，这样的价值就没有太多的不可替代性。

    对于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而言关键是要有一大批接受国专业训练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后，海内外联系增多，到海外旅游和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包括一大批新闻记者。驻海外的记者对我们了解国外的信息咨询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记者有他们自己的缺陷, 即从新闻角度看世界，而不是从人群研究角度理解对方，从深层次上把握驻在国的国情、百姓心态和政客说辞。然而，合格的人类学家可以帮助做到这一点。中国人到海外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但是如何融入当地社会一直是一个难题。很多海外的华人不愿意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去，存钱买住宅，还有的甚至赌博 这些外国人也看不惯外国人把挣到的钱要花掉而中国人一定要存下来给子女留着。这些文化差异导致了中国人在国外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很小的圈子，融入不进当地的主流社会中。 虽然我们到国外可以看到很多唐人街（China Town）, 但还是有所局限。 这就说明我们对海外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我们希望到海外去, 但却不知道海外是什么。惯于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乡土社会的人们, 即使离开土地走了出去，在很多方面也没有做好准备。现在有钱的出国旅行团也没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往往是把国内的印象带到了国外,产生了很多矛盾与冲突。如果我们对海外的了解不专业, 更多只从新闻性的、猎奇性、应景的、短期体验的角度出发,对外国人民的了解就不可能深入，因为我们对“他者”即外国人、外国的民族及文化还缺乏应有的了解与尊重，其根源是对人类社会中人的行为、想法、观念研究的很少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人类学要补这一课, 或者说要抓紧来介入这个领域。因为我们人类学恰恰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我们研究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研究对象这样一群活生生的社会主体。人类学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往往是文本研究或咨询研究，它是微观和具体的，我们不可能了解一个国家的所有，但我们可以“解剖”一个微观的社区看看这个社区的人是怎样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环境中生存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 社会行为是受什么样的理念支配的, 而这些理念能否适应全球化的潮流，不断变化的世界，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就可以真正地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把文学的视角、社会学的方法和我们人类学的情怀及民族学群体性的概念融人进去, 如果我们的观察足够细致 在这一 观察的基础上得出 的认识足够有洞察力 我们就可以深人理解我们对他们的这样一种态度是非常有计对性的通过对微观社区的研究 可以在中观层面对一些类似的社区、甚至国家层面的思考也有一定的推论意义，得出有意义的认知，和宏观层面的一些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人类学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海外民族志工作就是让我们大家在力所能及的时间和范围内选择一个合适的主题，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一些知识，我觉得这些知识将是无价之宝。这就是新时期中国融入世界、理解世界的中国话语。

三 、 大力支持海外民族志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是国内最大的民族学专业研究机构。 其前身“民族研究所”成立之初主要是围绕国内民族识别任务开展少数民族历史和语言调査。然而，当时也开展了对世界各国民族的情况介绍和相关研究工作。当时所里成立了世界民族志研究组，后来改为民族理论研究室国外组。改革开放之后, 民族研究所隶属于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年成立了单独的世界民族研究室有十几位专家来从事世界民族问题的研究，知名学者李毅夫先生、阮西湖先生等做了很多工作，发表了大量翻译和研究成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阮西湖先生还对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开展了民族志的调査，出版了专门著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该研究室人数虽然有所减少, 但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此外，民族学所还主办《世界民族》、管理全国性的中国世界民族学会。2009年，我国举办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民族学所是承办单位。这是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国举办的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专家学者参加的一个学术盛会，对全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现在，全国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乃至社会机构都开始大力推进海外民族志的研究，特别是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了专门的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越来越多的接受过民族学人类学专业训练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投身于海外民族志研究。可以说，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春天已经来临，虽然我们的研究和相关工作还在起步阶段。只要大家努力，潜心调查研究，深人研究分析。如果我们的工作够深入，产出的知识就能发挥好作用。我们对海外的了解和理解就能够从简单地走出去转变为更好地走出去、迎进来，加深对异文化、异民族的了解、理解和尊重，同时宣扬自身的文化及价值观。这种对等的理解, 将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各种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使我们的世界更美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代表民族学所对本次海外民族志工作坊的举办表示祝贺，对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等主办单位邀请民族学所参与此事表示感谢，对参加工作坊的各位学员表示欢迎，对为本次工作坊顺利举办付出辛勤劳动的包老师、龚老师及各位同事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也欢迎参加工作坊的各位同志就组织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民族学所将更加重视和支持海外民族志的研究，加大人力和经费投入，加强与兄弟单位的合作。民族学所研究决定，作为全国唯一的世界民族研究的专业刊物《世界民族》将自2014年起增设海外民族志专栏。希望大家能给《世界民族》多多投稿，共同分享大家的体验收获，为中国海外民族志学科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本文根据作者在第二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学员所作讲座整理而成, 感谢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2013级硕士生孙德俊同志整理演讲稿。